上期我们说南北朝时期是海南发展史中的转折点：
南北朝之前，中央对海南基本是放养的，管理只局限在海上丝绸之路经过的区域，在这些地方会派几个地方官再驻点兵，也就是海口到儋州一带，其他区域基本不管，不是不想管，而是当时黎族原住民压根儿管不住，黎民不欢迎汉官也不欢迎外地人，三天两头地搞叛乱，而汉官采取的对策又是以暴制暴，于是后来就陷入了一个平了又反，反了再平的死循环。搞到后面，管理成本太高了，汉元帝时期中央开了个例会就把海南从地图里划掉了，从这里也能看出，当时海南在国家中的地位还处于可有可无之间。
等到了南北朝，海南迎来了冼夫人，我们说她是海南发展中的重要人物。身为“南越首领”的她向中央申请在海南设置“崖州”，并交由她的氏族管理，获批后就开始带着族人和大批俚人在海南一边平定叛贼，一边大搞建设，又是建学堂，又是建医院的，同时还积极地给黎民传授刀耕火种的技术，很快就在当地建立起了威望。黎民们学了技能之后呢，有的去耕地了，有的跑去上学了，守在航线上打劫的黎民一少了，航线停靠海南的船只就变多了，海南从这时起加入了外界的经济协作之中。
为了方便理解，我们再简单回顾下西部航线，唐朝东部航线崛起之前，我们国家的海上贸易跑的主要都是西部航线，中央对海南的管理也是集中在西部航线经过的海口（琼山）到儋州一带。
等到唐朝，崛起的东部航线途经的路线改到了海南的东岸，而东岸因为背朝大海，气候潮湿，常年无人居住，开发程度相当有限，中央为了东部航线就不得不加强对海南的控制，先是在海南多设了两州22郡县，后来又是建城栅，又是屯官兵，还要顺带着讨伐当地的俚洞酋豪。新来的这一大帮官员和子弟兵迁入岛内后，一部分住在外地人多的北部，另一部分则驻扎在人少的东南部，带动了早期东南部的开发。
要提一嘴的是，虽然当时海南并不是往返于航线上的商人最终目的地，但是作为路径上主要的补给站和停泊所，也让海南人耳濡目染地了解到海上贸易的价值，开始寻找和重新定位自己在其中的角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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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元的繁荣
等到了宋代，东部航线更繁荣了，因此海南的地位又提了一截。当时中央在海南开展的主要有两件大事，第一是在海口开辟了白沙津港，也就是现在的海口港，第二是设立了海南市舶分司。建港是因为之前海南一直没有供大型船舶停靠的天然良港，吞吐量极其有限，而设立的市舶司就相当于现在的海关，是政府允许地方做外贸的标志，当时海南属于广东省，所以海南市舶司也是作为广东总司的分司。
宋朝的时候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差不多了，国库的重要财源就是海关收入，尤其是到了南宋，宋室被金人赶到了地图东南角后，官老爷们都指着这口海洋饭养活，巴不得在每个港口都设上市舶司。这其中还有个细节，海南市舶分司是在南宋的时候设的，之前禁止对外通商，不过在北宋时期的记载里就有很多关于琼山、澄迈、临高、文昌地区外贸的描述了，原因是当时海南的地方官看到这外贸实在太赚钱了，不搞心痒痒，索性都睁只眼闭只眼，有的还偷偷鼓励商人多搞，盼着能从中多揩点油。
而除了设置白沙津港和市舶司以外，宋朝还发生了一件事，这回是关于槟榔的。在此之前槟榔都是被当作药材或者是待客的礼物来流通，南方人平时靠着它抵御“瘴气”，过年过节拿进口货送人，脸上也有光，而从宋代开始，或许是因为贸易流通的提速，槟榔果发生了从产品到商品的性质转变，大陆的需求突然开始暴涨。
此前，国内槟榔主要靠从东南亚国家进口，都要途径海南，海南人眼巴巴地看着东南亚商人用槟榔换走大把银两，逐渐也坐不住了，开始自种自销，卖给途经的大陆商人。
这会又赶上了另一个契机，东南沿海除广州港外，又崛起了一个新港口，就是泉州港，这泉州港在宋朝崛起的速度很快，到了南宋甚至超过了广州一度成为国内最大港口。如果有人前段时间关注了新闻，可能有注意到有条热点是关于泉州申遗的，泉州申报的名目是“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”，讲的就这事儿。
因为泉州港跃升为第一大港了，当时来海南采购槟榔的泉州商是最多的，所以泉州商人也是把海南槟榔销往内陆的主力军。特别说一下，泉州港的崛起比较特殊，我们可以看下地图。
对比广州和近代崛起的上海，我们会发现泉州没有任何地缘优势，广州和上海都位于跟海上诸国最关键的交接口上，所以广州古今都是超级港口，上海在近代被打压衰落后，政府稍稍给点政策倾斜马上又能复苏起来，反观泉州呢，在个中不溜的位置，离哪哪都远。你可能会好奇以前是怎么起来的，其实也算是个巧合，源于宋之前的五代时期，福建的地方政权明确了一个“只要来钱快不管从哪来”的策略，这正好赶上了西边有个阿拉伯帝国崛起了，那边同样对外贸相当开放，特别支持商人去海外做贸易，因此当时福建地区就吸引了大批阿拉伯的商人来这边投资，阿拉伯人顺着航线来了泉州后又十分喜欢，不少就在此定居，后代多半继续从事原来的行当，慢慢地阿拉伯人也在泉州成了不小的一个群体。
后来泉州靠着吃阿拉伯帝国的红利一直发展到南宋，这时北边的港口都归元人了，东南富庶之地能通航的只剩广州港和泉州港，阿拉伯给的贸易量又大，泉州逐渐地就超过了广州。包括那时的广东首富蒲寿庚家族，后来在广州生意做不下去了，家道中落，蒲寿庚的父亲只好带着老本行香料生意迁到了泉州谋出路，果真又重新起了家。
不过不论是广州和泉州地位怎么交替，海南贸易都因为是两地外贸航线上的必经之道飞速发展。海南槟榔和沉香这些特产也成为了国内贸易中的重要商品。
我们以前文章描述最多的就是宋元时期海南槟榔贸易的盛况，比如文献里记载的销往地所获税收的“商舶舆贩，泉广税务收数万缗,惟海南最多。”，又比如描写采购、加工和分销场景的“岁过闽广不知其几千百万。”还有诸如“惟槟榔、吉贝独盛，泉商兴贩，大率仰此。”之类的，无一例外全是泉州港、广州港中的场景，槟榔在宋朝成为商品前因为全从东南亚进口，大多是皇亲贵胄才能吃到，嚼槟榔在当时是种高雅活，所以后来为什么闽粤地区槟榔流传最广呢，主要是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后，作为两个最活跃贸易大港的人民，腰包也是最鼓的，广东人迷恋槟榔的程度到可以一天不吃饭只吃这玩意，而当时最典型的公子哥形象是带金带，骑骏马，嚼槟榔，那时的槟榔要用专门的荷包来装，这荷包大多造价都不菲，红楼梦中也描写过，贾琏因忘带荷包向二姐讨要槟榔的场景，二姐回他的是“自己的槟榔从不给别人吃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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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的海禁
明清时对海上贸易影响最大的是开始搞起海禁，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元朝灭宋时发生的一件惨案，我们前面提到的蒲寿庚叛变投元，联合泉州当地的阿拉伯人杀了3000南宋宗室，并追杀南宋皇帝，这种情景让后世帝王深以为戒，尤其朱元璋，开国后立马把蒲氏打为贱籍，还拉蒲寿庚出来鞭尸。从这时候起，私商与国外贸易就成了禁忌，泉州作为事发地开始不断地被冷落，逐渐走向衰弱，而海禁就成了中央维护帝国问题的利器。
不过除了海禁外，朱元璋为了维稳，还起了另一个头，他相当重视与周边邻国的关系，时不时地就要派遣船队去造访邻国，造访的套路基本都一样，到了先宣读册封诏书，你要是接受了你就是明朝的朝贡国，要定时进贡，不过你同意后当场会给你极为丰厚的奖励，往往是你以后要进贡物品的数十倍，这里看明白了吧？等于是通过经济方面惠泽邻国来换取宗主国的政治地位。后来明朝把这思路一以贯之，又是给朝贡国来朝卖私货免税，又是从一年一贡改为三年一贡，包括郑和下西洋也是主要去“册封”，船队除了装兵器就是装准备“赏赐厚谊”的奖励。
那时候东部航线私商不让跑了，跑的就只有这些国企，不过海南因为地理位置原因非但没受到影响，反倒成了邻国来朝贡时的第一个中转站，海南地方还得负责遣兵护送朝贡队入关，当时经费由海南政府出，耗费了不少财力，包括后来从一年一贡变为三年一贡也是琼州知府上书进谏才改的，不过从长远看，正是当时海南与邻国洋人的频繁往来，才让槟榔商在清末时期大陆市场衰退时远下南洋，转型海外贸易成为可能。
清朝灭明后，满人更没法信任这群熟悉海洋的东南汉人了，他们最担心的就是那群喊着“反清复明”的家伙跟私商串通，从海上卷土重来，与此同时，清朝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巨变，我们都知道这时西班牙、葡萄牙这些帝国主义在大搞殖民，所以为了防范多方势力，海禁是越整越严，以至于乾隆时期，他出于限制洋人流动和收取更多的关税的考虑，听取了广州十三行的巨商们建议，一口气关掉除广州外其他所有对外港口，泉州这个主靠外贸的港口成了弃子，因此也就穷途末路了。
不过海南槟榔当时并没有受到太大冲击，我们说过，海南港就是广东市舶司的分司，因此在乾隆时期过的反倒相当滋润。那个时期中央还出台不少扶持槟榔产业的政策，这些被滋润的槟榔商又是修妈祖庙又是建商会的，希望能把盛势保持住，但这种乐观情绪没有持续太久，过了几十年后，烟草和鸦片烟这两个洪水猛兽从广州港大量涌入，席卷了整个东南沿海地区。当时槟榔是什么处境呢，本来大家吃槟榔的一个目的是为了抵御南方的瘴气，而这时的瘴气因为南方人多了后不断开发也消散的差不多了，槟榔代表的东南亚文化开始显得过时，还搭上福建市场的衰落，反观烟草，不仅新潮还特别好养活，同时适合在广东种，因此农民都去鼓捣着种烟草自己卖，慢慢地就没人从海南买槟榔了。
重压之下，槟榔商只好顺着丝绸之路的航线去做东南亚的外贸生意，当时有统计，海南槟榔国内国外业务的比例一度达到了3：7。再后来的剧情我们就不多说了，不少人做外贸也发了财，还合起来回乡修了海口骑楼，不过迫于清末国家经济的衰退，政府赔款的压力因为统治者的无上权力转嫁到实体上，槟榔产业最终也没有幸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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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尾
小编这篇写了很多，并不是想单纯地聊海南槟榔的发展史，而是希望大家也能一起体会槟榔产业和海南发展之间的这种关系。
像我们前面说的杭州，是经历了三次北向南的人口大迁移后，又借助太湖圈的运输成本优势，修了关键的京杭大运河，才被提升到了后来的经济地位，而这京杭运河能修成也是建立在早前隋唐大运河的基础上。
海南槟榔则是从秦始皇修灵渠起，到冼夫人将经济拖回正轨，再到槟榔摇身一变成嗜好品，正巧赶上泉州港的崛起，这些都是星星点点的势能不断汇聚的过程，包括现在很多人提深圳，一提到就说改革开放，好像是大佬手一挥，地图画个圈，就等着腾飞吧，其实不然，它也是建立在很多很多的基础上，中间有太多的过程，比如朝鲜战争上的死磕，五年计划的工业积累，改开后又借助紧邻香港吸引外资，后来成功加入WTO等等，是几十年里积攒起的无数势能汇聚于一点，才得以让这个曾经的小渔村40年里摇身一变成一线城市，创造了现代城市发展的奇迹。
关于上面这些，政府要比咱清楚的多。
只要对比下泉州，我们就可以知道海南现在的处境。自从上海崛起，政治重心转到北京后，泉州是上头被上海压，下头被广州挤，没了地理上的必要性，也就很难得到政策的垂青，反观海南呢，从88年紧随深圳成为唯一个省级经济特区，90年代房市泡沫后，中央仍不离不弃，09年搞了国际旅游岛，到现在又搞自由贸易港，每个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政策，当然这得益于海南所处地域的独特性，也有人分析是军事的考量，小编不是军事迷，就不胡扯了，不过我们不能否认，海南在国家战略上的重要性几十年来没有改变。
最近中央、国务院又印发了《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》，里面罗列的新规划大多是破天荒的新尝试，当然我们很难预言其中某一条将来可能带来的改变，但我们能确定一个事实，海南毫无疑问地会成为开放经济最重要的试验田之一，这无疑会给在海南的生意人带来挑战和机会。
不同的人会在历史中找到不同的答案，很多人说海南在这两年才能初步完成岛内基建的建设，然后接下来的十年间才会迎来黄金发展期，先不管这判断对不对，作为槟榔从业者，我们可能更需要自问的是，我们是否准备好了，当机会来的时候，我们真的能接住吗？关于技术和产业分散化的问题解决了吗？槟榔非健康的标签又该如何应对呢？
当然，这些问题都不是死结，只是需要从业者同心同力，像国家提振海南和深圳的发展那样，将力量汇聚在产业发展的大方向上，去思考破局的答案。
换个视角
人口迁移
我们说过虽然秦朝就确立了在海南的主权，不过北方人很长时间里都不太敢靠近岭南地带，一是怕这地区的瘴气，二是怕当地野蛮的土著。所以早期移民来海南的多是中央委派来管理的官员和亲属、随从之类的，当时中央对海南的管辖范围也局限在西部航线途径的区域，因此在南北朝前外地人也只活动在航线途经的北部、西北部区域，直到南北朝冼夫人治理海南后，岛内的局势逐渐稳定下来，同时随着冼夫人在当地的家族势力崛起，她所统领的岭南俚人开始了大量迁入岛内，这时北部和西北部已经承载不住大量的外来人口，于是移民开始沿着海岸向西边和北边推进。
等到唐朝了，从广州出发的东部航线也崛起了，中央一下子重视起海南来，派遣了上千的驻军驻扎在琼海，不断地压缩着黎族原住民的生活空间，不过到这时期为止的移民主要活动在岛的西部区域和东南区域，黎民则是不断地往岛的中部五指山、保亭一带收缩。东部和东北部因为背朝大海，是重湿地，谁都不愿意去。
直到南宋时，首先是北方为江浙地区注入了500万的新移民，人口压力超出了江浙能承载的负荷，后来这帮子人只好继续南迁，大部分人跑到了海外，还有一部分就选择来了海南。如我们所说，泉州港崛起了，同时中央为了扩充海南的贸易量又修了“神应港”（现海口港），以泉州港为出发港的新航线给海南注入了大量的福建移民，福建人来琼的聚集地在文昌一带，他们再次挤压了原住民的空间，不过因为他们擅于和海洋打交道，借助丰富的海洋贸易经验，才算是为从南宋起繁茂的槟榔贸易包括之后的南洋贸易做好了铺垫。